對談的題目是「那條我沒走的寫作之路」，我準備了照片，隨意展示而已，並沒有逐張說明的打算，也有不少到最後也沒有攤出來。總得收起一些好牌，不然以後就沒戲唱了。
我掃瞄了寫於2002年的一份假期功課，怕話太多所以跳過了沒有談及，倒是與談的天寬和宇翔提起，不若介紹這首在眾人電腦螢光幕上一閃而過的詩。那時我讀中學四年級，老師別開生面，建議我們按著自選的照片寫詩或散文。要知道在香港的中學教育裡，「寫詩」從來不是一個選項，既是絕無僅有的機會，我覺得沒有理由不去嘗試。中學時幾個同窗喜歡寫詩交換閱讀，多數是在沉悶又被綑在桌椅不能活動的課堂裡，無聲傳遞寫了詩句的小紙張，把讀詩搞得像某種禁忌的遊戲一樣。當時有誰會想到，二十幾年之後寫詩還真的變得有點危險，反正曾經在同一個班房寫詩的同學裡，似乎只有我仍然在寫，對這危險感到在意的看來也就只有我了。
那次的功課，我在互聯網揀選了一張世貿大廈倒下的照片，寫了一首長長的悼念詩。2002年初，災難的荒謬和恐怖感尚在腦際迴旋不止，我把那份對人間惡意的不解和厭膩刻進一堆有的沒的排比頂真比喻借代押韻的長短句子裡。句行是不值得重讀的了，畢竟過於稚嫩，正所謂「沒有技巧全是矯情」，但是那份敲擊鍵盤成詩的心情我卻一直惦念。
人真的可以書寫他人之苦嗎？
我們是否根本無法真正理解他人，若是這樣，書寫的意義在哪裡？不甘心被說成是消費災難，然則若那不是消費又是甚麼，「非消費的寫作」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存在？說來，消費真的是貶義嗎，與其說書寫的是他人之苦，可不可以說，那本質其實是經過消化、吸收和同化的個人之苦。若一切書寫都是對自身或他人的消費，那麼閱讀他人之苦又是另一重消費嗎。「他人即地獄」，文學與凝視是否同一枚硬幣，無論你將其如何彈到空中，墜地時顯現的是哪一面，背後仍然是另外的一面。甚至是，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之後直面記憶的書寫，那被凝視、被消費的過去又是否應該穿越時間來抗議今日的自己。筆鋒所到之處盡皆地獄，是這樣嗎？
那份功課我得了個「甲－」，成績算是不錯。在偌大的地下電腦室中老師把功課投映上掛牆的白幕，暗室裡雙子樓正在倒塌的畫面被放到極大，慄目驚心，被全班同學如此凝視著。另一份得了「甲－」的功課是一首寫以巴衝突的詩，完全無法記起詩的細節，畢竟事隔二十年了，只是一直記得那首詩寫得很強烈、很悲傷；一直記得照片上的人流血，我們彷彿曾經直視過他人身上的一個個血洞。那位同學後來就沒有寫下去了，多年以後他參與社運、從政，當上重要角色，也為此承受了苦。那條我沒走的寫作之路，往往是往回看才發現其存在。只是就如弗洛斯特在〈未竟之路〉中提到那走過與沒走上的兩條路，兩條路實質上是無從比較的，沒走上的路成為了永遠的謎，一個真實的我與一個虛構的我在路徑分岔之地分道揚鑣。
昨晚的對談裡，我提起韓麗珠新近書寫關於H城的一篇專欄文章〈時間列車〉。H城的變化之快，可以讓人輕易地被甩在過去式甚至過去完成式裡，措手不及之際，一切已變得無從記認。作家的解套方法是盡快跳入未來式的車廂中。恰好在去年，有一位文學前輩跟我說過差不多的話。他知道我也寫過很多關於H城的詩，只是不知道H城於我仍然陌生，就似一座永遠無法抵達的島嶼，你已經無限接近了，並且觀察了多年，這島嶼卻一直幻變著它的形狀，讓你不可能擁有一次真正意義的登岸。H城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眼前，我們卻不曾真正看見過它。前輩對我說︰我們已經寫過那麼多它的現在和過去，是時候去寫它的未來了。我不斷嚼咬著，把他的話撕成「為未來而寫、寫它的未來、把它寫進未來、把它寫給未來」等等的多重誤讀。這是我們正在取捨的寫作歧途，只是到底是一種選擇，還是一種必然？
沐羽以小說詰問，對於香港，我們有不書寫的權利嗎。然後我就忽發奇想，寫或不寫，說不定正正是兩種不同的書寫狀態。沐羽寫小說的日子人並不在「這邊」，這位「很難想像他還沒到30歲」的「年輕作家」在該次訪問中自言「不在現場時，我寫散文或理論的批判，真實性便會出現問題，所以我就考慮小說。但寫小說就會想一個問題，如果我寫得好輕易或不好，是否就剝削了現場的人？」若小說尚且如此，寫詩的人則更陷入兩難了，何謂現場？現場是一片沙石土地，還是一顆心的視界？
孜孜不倦地寫香港詩的人，例如廖偉棠。一說他的大名，大家都發出碰見老友時特有的回聲。對談的朋友以杜甫類比之，我自然就想到〈春望〉和〈兵車行〉，一近一遠、一小一大、一短一長，還有石壕吏式的定鏡聚焦。杜甫也有「不寫」的書寫嗎？那可能是個謎了。說廖偉棠的名字，主要是他寫過不少與古人對話、或扮作他人對另一人喊話的詩（甚至造成誤會，讓很多人以為那首詩真的是某俄國詩人所寫），除了仿擬他人書寫，亦有為虛構的人造像。
忘了前因，總之對談到某個位點，就自然要搬廖偉棠的名字出來。廖偉棠書寫我城的詩，當然亦有被人質疑，有作家指他寫得「與心目中講香港的詩的表達不同」、「始終予人旁觀者的印象——雖然從歷史角度敘述香港，卻不是介入者」、「技巧上，是一組好詩；但，與本土香港人的感覺，卻有點隔閡。至少，香港詩人在同樣時空下，很難如此抽離。」廖偉棠以鴻文回應，我來斷章取義吧，他的文章標題足可以作簡短的回答︰「我詩求遠」。這是意境之遠、視界之高的意思。
難道詩就不可以像小說一樣隱藏身分、將自己退到一個較後的位置嗎？佩索亞的詩我沒有讀過多少，他以「異名」的方式書寫，距今也已經超過一百年了吧，今時今日若還得為「寫詩」承擔任何實質的罪名，實在無稽至極。我想起我在遠方的朋友，也是他自己國家B地的一名離散者，現在日子倒是過得愜意自在。早前在線上攀談幾句，他記掛著想我甚麼時候過去可以會面，我對此也一直心念。當然心念著的還有更多人、更多事。
宇翔回答線上觀眾關於理解他人之苦的問題︰最少世上有普利摩・李維和保羅・策蘭。我不知道他們最終走上「那條路」是否真的因為他們倖存者的身分，是因為直視過深淵、還是因為竟然從深淵裡脫了身，終究還是像死神來了一樣，以死亡為折磨畫下休止符。宇翔今日的文字補充非常精彩，我就不一一轉述了，我猜他的意思是，到了最後，一流作家的處理方式，就如音樂到了最後的大音希聲、就如最後的含淚相認。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誤解，畢竟「（宇翔說）體認到文學之渺小，且無寵不驚，那才是最上乘。」而我的回應是，人於寫作有三條路，三條並非互相排斥的路︰自毀、沉默、超越。容我不討論自毀；至於沉默，我以為與「不寫」大約相通，是楊牧的「靜，這裡是一切的峰頂」，是最終極的晦澀，是伽藍在雨霧裡的鐘聲；至於超越，嗯——
就是超越。
以前的我沒有真正讀懂曼德爾施塔姆的〈列寧格勒〉，直至某段日子在清晨醒轉時，樓上也在差不多時間發出開關門拉桌椅的噪音，我才真正懂得甚麼叫做「我整夜等待可愛的客人」。還有布萊希特、扎加耶夫斯基，他們的詩讓你知道甚麼叫做「最上乘」。剛巧讀的很多都是黃燦然或李以亮的譯本。我說服自己去相信，那正是文學裡，所謂「超越」的力量。
我當教師的夢想自中學萌芽，跟摸索詩河之石大概發生在同一時期。每一個打算成為教師的舊生，我都跟他們說︰上了講臺，你就是一名表演者，但是你不是要演出別的角色，朝夕相對之下你也不可能騙得過你的學生，而是你要演活那個身為教師的自己。有時我會想，似乎無論如何你必須成為了「他者」，才能二度演變而成為真正的自己，在寫詩的時候亦如是。前幾天一位熱愛cosplay的舊生在instagram裡回答匿名者的質問，對方笑她為甚麼要另起一個名字並用那個名字稱呼自己，她回應說，這就像作家喜歡創造筆名，cosplayers也習慣擁有一個專屬這身分的名字。我以這位舊生為榮，她的回答實在自信，不亢不卑。其實教師亦然，學生通常不會直呼其名。至於進入課室時與學生敬禮，就儼然跨過虎度門，那自然是一項儀式，像開鏡拜神切燒豬，是否每次皆必要則端看實際情況，但是稱謂和儀式又怎可能沒有意義。作家是否也有開筆儀式之類的，讓書寫他人或書寫自己變得更理直氣壯一點？在那條沒走過的寫作之路上，我們難不成也得穿起厚袍、頭頂絨帽，活像一個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的曼德爾施塔姆。我又不懂俄文，不過所謂的儀式好像真的存在，例如是擬定詩題，若真的想不出詩題，那就寫作「無題」。倒是俄語詩常常真的沒有題目，結果譯者的習慣是以詩的首句加上省略號，權作詩的題目。
2004年我去布魯克林學院讀了將近一年化學。在我，紐約永遠繁華而孤寂，美麗而哀怨，一如H城。除了H城無雪，而紐約的風雪撲面時，足夠讓人懷疑人生。當地鐵穿行在連接兩島的巍峨鐵橋時，陽光穿透車窗的玻璃，在車廂中打出頻閃的光影，就似一種凝固時間的魔法，宇宙透過這縫隙凝視著我；至於那半生熟蛋黃一樣的落日，你知道它即將前去照耀遠在東方的H城，那是我夜夜的夢境，裡面住著我的親人和同學。
那一年讓我想清楚，自己終究是要回到瞬息萬變的H城。所以「我」就分裂成了在紐約和回到「這邊」求學的我，並且互為他者，握有在場與不在現場的證據。到底現場是一片沙石土地，還是一顆心的視界？
忘了確實的日子，某個周末我無聊起來，就獨自往曼哈頓島的南端走去。經過華爾街，終於走到了世貿中心遺址。距離高樓倒下已經三年有多，死亡與生還之隙如漏光的裂縫一直向外拉扯開去，天堂與人間，在現場我幾乎可以聽見時間板塊撕裂的聲音。我隔著鐵絲網往裡面窺探，那是一個挖造的大洞，四面是粗獷的鋼筋和水泥。前方有一個用斷鐵搭出的巨大十字架矗立，我拍了照片，但是更關注那個幾層樓高的大洞。如果只是一個靜止的大洞那就算了，畢竟對於墓穴這物事我並沒有甚麼特殊的迷戀，可是這遺址下面有工程車正在作業，有通向底部的鋼構樓梯，也有供重型車輛出入的斜路。世貿本來就有地鐵和PATH train的車站，鐵軌深埋地底，現在卻有一節暴露在日光底下，間中就有列車從一端探出來，通過這個大洞並從不遠的另一端回到地層裡。
我每隔五年就會寫一首關於世貿的悼念詩。2006年九月、2011年九月、2016年九月、2021年九月。這書寫習慣並非必須，因為我沒有與任何人約定過甚麼，而且凡寫作的人都知道，五年的時間悠長得足以讓人改弦易轍。除非你說，這是一次又一次對當年那個站在曼哈頓南端的大洞前凝視良久而手足無措的少年的回應、對當年那個以做功課的名義絞盡腦汁寫押韻詩自以為可以詰問甚麼的那個懵懂中學生的回應。
到底這種凝視會換來甚麼，難不成只是一抹無奈與尷尬？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文版序說了個故事，希特拉因為透過列車窗口與敬畏他的傷兵不期而遇而恐懼和憤怒。但這到底是希特拉他自己作的業。文學會否更像是齊澤克在文中提及的，一個關於俄國小提琴家米哈伊爾‧戈爾德施坦因去戰壕演奏的故事。當演奏結束，空氣中竟然傳來敵方用俄語發出的訴求，他們期許聽到巴哈的樂曲。巴哈是「超越」的，足以暫時連結交戰的雙方，但是卻無法停止干戈，音樂結束以後，在某個時間點戰火必然重臨赤地。齊澤克指「這次演出不僅無法阻止槍擊，反而維繫了戰鬥的延續，因爲它給交戰的雙方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背景」。難道我們的詩終於還是成為了齊澤克所說的「短暫而崇高的延遲片刻（a brief sublime moment of suspension）」，那麼我們寫詩到底是為了甚麼。
對於詩歌與坦克的曖昧關係，無數詩人都嘗試作出回答，我就不亂說話了。譬如希尼就說過「某種意義上，詩的功效等於零——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無限的。」而希尼認為「最重要的，是那回答的能量」。到頭來竟然又回到了寫下〈未竟之路〉的弗洛斯特，因為希尼引用了弗洛斯特對詩的界定：在一刻止住混亂（a momentary stay against confusion）。
無論如何，我不認為我們需要迎合他人發出的關於終結文學書寫的指令，他們憑甚麼去干擾文學。我們把詩歌發表在我們的抽屜裡，我又想起那些年在班房裡暗地傳閱的詩行，回憶總是多麼美好。二十年後的今日，我想把一張手抄的紙條遞給他，並且說︰這是我的詩，請你好好保存，因為我想把它收藏在我自己的過去裡。
而是，當你凝視著那些由人類造成的洞孔——在地表上的，例如世貿遺址或者空蕩蕩的城市與廢墟；在身體上的，例如當年那幀以巴衝突的照片或者從烏克蘭以至世界各地傳來的錄像；或者是那些書架上的洞孔、書和報紙上的洞孔、大眾記憶的洞孔、人類言語的洞孔——面對這些洞孔們，驚覺它們的無處不在之後，到底我們是「寫」還是「不寫」，那是一個問題。到底是憑藉「寫」還是憑藉「不寫」去造就文學的、肉身的、以至人性的自毀、抑或沉默、抑或超越，那，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作者：阮文略
香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