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停映了。有人會覺得可惜：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真人紀錄」到彷彿在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2019的風雨中成長。

但這也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製作…

本來作品初出場時是口卑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編導「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同學對影片最後製作不知情。導演後來又被傳出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比片中故事可以更奇情：主角之一親撰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聲明，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其實，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報，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參與者在參與過程中，必須貨向他們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紀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類形的制作，與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在說好故事和保護對時人之間，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執導，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那麼，記錄片還能換製作嗎？有的。記得多年以前看過《KJ 音樂人生》的紀錄片，是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 KJ 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勁「尖銳」：KJ 本人是一位自負傲慢（他是這樣描述自己，片中的他，也真是一樣），卻又魅力非凡的17歲音樂天才，片中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意樂，更有人生：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其實對對方咬牙切齒…

人生複雜，而KJ 人片，拍攝足足跨越了6年時間。

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成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成為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大獎。既然現在不能看到《給十九歲的我》，大家如有興趣，不妨一看

作者：陳永浩

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城市地理學博士。致力於推動人文地理學及文化旅遊保育，整合各類知識說好香港故事。